题目

论为什么要进行三大改造及对三大改造的评价

提问时间：2021-03-19

答案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变革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的辨证统一,推动我国社会迅速地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个客观规律,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最显著的特点.（2）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国家的各项政策、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本企业职工乃至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党和政府开展的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五反”运动、粮食棉花的统购统销以及企业内部的工人监督生产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3）新中国建立之初,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工业十分落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以后,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一五计划”.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和城镇、工矿区的发展,国家对商品粮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生产难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任意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4）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使这种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主要经济力量集中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手中,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开端,因此,这个变化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5）经过三年实践,党中央已经积累了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经验.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许多地区已经建立了各种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在城市,在同资本主义经济反抗国家限制的不法行为的斗争中和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而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6）国际环境和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也对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在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军事上威胁,经济上封锁,国际事务中敌对,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支持和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从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阵营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则充满活力,显示了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样的世界格局,不能不促使我们党尽早考虑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它改变了原来十年、二十年以后一举转变的设想,形成了从现在起逐步过渡的现实构想,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摆脱贫困,消灭剥削制度的愿望,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基本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而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所以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 “三大改造”的依据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此,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与对三大改造的评价直接有关.对于这条路线有三种评价：一是龚育之提出的：“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二是薛暮桥提出的“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林蕴晖提出的“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认为它离开了我国国情,离开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站在21世纪初期的历史高度看待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运动,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一种曾被视为绝对纯粹和完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它建立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就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而难以坚持下去,不得不让当年已经消灭了的经济成份重新复活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三大改造运动是快还是慢,是早还是迟,不在于是用15年完成还是用3-5年完成,问题在于通过三大改造运动建立的这种纯粹的“公有制”违反了经济发展的本性,问题在于运用国家权力消灭了当初不该消灭的经济成份,从而也就消灭了经济的活力.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我国建国初期历史约7年之久的“三大改造”更多学者采取了实证性的分析研究.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金融业改造的必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并指出改造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另一方面,将1953年以后的改造运动与当时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主客观环境联系起来,分阶段、分行业的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与分析,就“一五”期间的客观经济状况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决定了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又决定了三大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同时,三大改造的提出与工业化还存在相悖的一面,即脱离生产力水平的改造速度和改造目标.三大改造对工业化的积极作用包括：在基本建设投资金额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维持了资金和物资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的基本稳定；在当时的环境下,帮助私营企业克服生产任务和原材料不足等困难等.其消极作用包括：经过对资改造,私营企业也同原有公营企业一样,难以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影响了品种的更新、质量的提高和固定资产的更新；使农业增长速度放慢,从而也影响了工业化的速度等等.三大改造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在不同年度作用的程度不同.在“一五”期间特别是前4年,积极因素是主要的；1957年以后,消极因素逐步占居主要方面,这种消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突出.由于以往对于三大改造的两重性缺乏深入探索,将其中符合我国历史条件所采取的一些作法和“一五”期间宏观决策正确、实施合理所带来的成就,简单地套用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摆脱私有生产关系束缚的一般原理加以解释；将针对特殊历史条件的部分具体作法上的意见分歧,简单地、普遍地归结为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导致了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偏离.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背景以及合作化的不同阶段也作了具体分析.对于不同行业特点的手工为改造予以了不同的评价,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象、改造的方式与阶段也开始作具体的分析与评价,并且正力求通过微观的实证分析使论证有充分的说服力.
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