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的兴亡

　　禹在年老时，按照传统的禅让制，事先举荐皋陶(Gāo Yáo)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不久，皋陶死，禹又推荐东夷的伯益做继承人。但禹却不给伯益实权，使伯益得不到锻炼，也不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相反地，他却把实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让启的亲信也掌握许多权力。禹死后，伯益按照过去的传统，躲到另一个地方去表示谦让，让各氏族、部落来决定由谁继位。由于伯益的威望和权力都不及启，启轻而易举地就继承了禹位。伯益率东夷军队，打败启的军队，并将启俘获，囚禁起来。不久启又逃出，重新组织队伍，向伯益反攻。最后，启把伯益捉住***掉，继承了父亲的位置。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夏朝已有政府官僚机构，古书上记载夏朝有“六卿”“六事之人”“三正”等官长。夏朝有军队，兵士称为“甲士”。还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的记载，说明已有刑法。夏朝的监狱叫作“夏台”，据《史记·夏本纪》载，这里曾拘禁过商首领汤。监狱、刑罚、军队、官吏，是组成国家的基本成分。

　　关于夏桀的昏暴行为，古书记载很多，如刘向《列女传》说他：“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醉而溺死者，笑之以为乐。”还说他“自比于日”，自夸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因此，百姓们才骂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史记·殷本纪》与《尚书·汤誓》)后一句译成白话意为：“什么时候你这个太阳灭亡啊，我们愿意与你同亡!”

　　商朝建立后，从仲丁到盘庚的一百多年间，商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诸子弟争相代立的长期王位纷争。商朝历史进入中衰时期。为摆脱政治动乱和灾害困扰，商王先后五次迁都：仲丁自亳迁于嚣(今河南荥阳);河亶甲自嚣迁相(今河南内黄);祖乙居庇(今山东定陶);南庚自庇迁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自奄迁殷(今河南安阳市)。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走上了中兴的道路，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的政治局面。从此商王朝结束了屡次迁都的动荡岁月，直至商亡再也不曾迁都，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盘庚迁到新邑之后，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叫做“殷”，甲骨文中把它称作“大邑商”，商朝也不称为殷朝。周灭商后，为了表示对商人的轻蔑，便把商都附近商王的田猎区殷原这个“殷”地名称呼商人。于是，商朝也就称为“殷”或“殷商”。这座商朝王都在武王灭纣以后遭到破坏，逐渐废弃，成为废墟，故称“殷墟”。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帝辛，叫做纣，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荒淫无度，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歌舞，令乐师新作“淫声”，有所谓“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他还造酒池肉林，酗酒无度。他大肆搜刮，粮食装满了巨桥的仓库，无数珍宝堆满了鹿台。他任用坏人，迫害正直的大臣。如重用贪财好利和善于逢迎拍马的费仲，提拔善于挑拨离间的恶来。他废除贬斥了受人们拥护的贤人商容。他用“炮烙之刑”残害人民，还用其他酷刑残害向他进谏的忠臣。用挖心酷刑处死向他进谏的叔叔比干，逼得向他进谏的哥哥微子逃亡，另一哥哥箕子虽然装疯也没能免遭囚禁。商纣拒谏饰非，残害忠良，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诸侯和周边方国也都离心离德。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纣王囚禁在羑(you)里(今河南汤阴县有羑里遗址)。为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发动对周边方国的连年征战，后又把全部兵力用于对东夷的战争。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商王朝已经危在旦夕，不可收拾。武王伐纣时，商王朝众叛亲离，军队倒戈，商纣逃回商都，于鹿台自焚而死。

　　周文王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