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董仲舒和汉武帝有什么关系

提问时间：2020-12-23

答案

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才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元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旋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崩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贤良对策
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 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