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末，中国（知识界）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造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有①洋务运动的失败 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③ - 高中历史试题 - 超级试练试题库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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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末，中国（知识界）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造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有
①洋务运动的失败 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③民族危机的加剧 ④辛亥革命的推动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答案

解析

试题分析：根据所学，19 世纪中到20 世纪初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西方军事和近代科学技术，时间：鸦片战争后到洋务运动期间；第二阶段：学习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时间：19 世纪末康梁维新变法到20 世纪初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三阶段：学习西方启蒙思想及文化，时间：1915 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本题中19 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开始向西方学习民主政治制度，原因有：洋务运动的失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危机加剧等。本题选A 项，第④项“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排除。
点评：在近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加深，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探索，李鸿章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维护封建王朝，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维新改良；陈独秀则主张共和，反对儒家伦理道德。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由排斥西方先进制度和思想文化到全盘西化，再到正确认识西方文化过程

核心考点

试题【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末，中国（知识界）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造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有①洋务运动的失败 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③】；主要考察你对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与反对专制的斗争等知识点的理解。[详细]

举一反三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一般认为，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和文明成果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潮流不断加强，期间涌现了许多代表性人物。阅读下表：

人物编号	人物	人物速写	人物编号	人物	人物速写
①	梁启超	号称“冰室主人”，曾拜“南海先生”为师	⑤	林则徐	民族英雄，领导了“虎门硝烟”
②	李鸿章	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被指为“卖国贼”	⑥	康有为	广东南海人，著有《孔子改制考》一书
③	魏源	著有《海国图志》一书	⑦	李大钊	曾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著有《庶民的胜利》一书
④	陈独秀	《新青年》的创办者	⑧	曾国藩	创建了“湘军”

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1）从对“西学东渐”的认识和实践的角度，将上述人物分为A、B、C、D、四类。（4分）
（2）概述这四类人物所代表的派别对学习西方的态度主张。（4分）
（3）结合上述人物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谈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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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一西方报纸称“甲午以后，中国有三党：守旧党……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文中的中立党和维新党分别是指

A．顽固派和洋务派	B．洋务派和维新派
C．洋务派和革命派	D．维新派和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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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20年代思想潮流更迭快，冲突激烈，说明（　　）
①中国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新的政治力量　②中国人民不怕失败，勇于探索救国真理　
③中国的民族危机严重，国内政治统治黑暗　④这些思想潮流对于中国的现实都有局限性

A．①②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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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想界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演进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出现这种演变的主要原因

A．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B．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C．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D．“西学东渐”局面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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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传教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面临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信仰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传教士杨格非驴非1877年说：“我们来华不是为了开发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摆脱罪恶，为基督征服中国。”事实上，传教士的确把传教事业视为“文明”对“野蛮”、“福音”对“异教”的征战
令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式微并没有带来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由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在20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浪潮的推进，越来越深入人心。理性主义倡导以理性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对待一切，反对迷信和盲从，对宗教构成巨大挑战。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展现了理性的巨大力量，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根基。
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也把理性主义的成果——科学——视为拯救中国的良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都以科学为武器批判宗教蒙昧，坚信基督教代表落后和保守的力量。理性主义的胜利还带来世俗主义思想的盛行。世俗主义的盛行使人们失去对彼岸世界的兴趣，只关心现实的生活，削弱了宗教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则冲击着传教运动所预设的东西方不平等的关系，引发了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一些传教团体日益感受到东方民族主义兴起的冲击，认识到“任何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可能继续奉行自己在种族上比其宣教对象优越的立场”。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西方人，包括教会人士，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信心。正如威廉·里尔牧师1919年指出的，“如果基督教国家不能像基督徒绅士那样和平共处，我们就不要谈论什么基督教文明”。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方，西方优越和福音正义的观念，都因一战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191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葛德基在《亚洲》杂志上撰文指出，一个回美国度假的传教士在远东居住一段时间后，他却开始向美国人介绍远东的文化遗产，并在远东文化的影响下修正自己的建议。1925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华盛顿会议上，与会5000名代表表达了融合所有文明中优秀成分来建立基督秩序的愿望：所有这些现象被称为“改宗”。“改宗”不是指传教士改变宗教信仰，而是指传教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文化征服者变成了文化合作者；从一个敌视儒家传统，企图把基督教强加给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变成了欣赏中国文化的伟大和优秀，并积极倡导宗教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人。
——摘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
结合上述材料，论证“传教士在中国的失败”这一结论。（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准确，多层次、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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